回想起来，这已经是游氏宗庙第二次遇到拆迁问题。
前一次是在公元前530年郑简公去世的时候。当时为了给郑简公送葬，要清除道路障碍，游氏宗庙就被列为拆迁对象（可见这宗庙的选址也确实有些问题）。子大叔当然不愿意，命令家人拿着锹、镐之类的拆迁工具站在宗庙旁边，就是不动手，交代说：“如果子产过来，问你们为什么不动手，你们就说这是安放祖宗神位的场所，不忍拆除，但是上命不可违，我们不想拆也得拆了。”这一招果然奏效，子产听到子大叔的家人这么说，便命令施工队绕开游氏宗庙。
那时一同列为拆迁对象的，还有几位司墓（公墓的看守者）的房屋。如果拆掉，则灵车可直达公墓，清早即可下葬；如果不拆，则灵车必须迂回进墓园，须延迟至中午方可下葬。子大叔不厚道，保住了自家宗庙，便不顾他人的居所，向子产建议说：“拆吧！否则的话，要诸侯的使臣等到中午，恐怕他们不乐意。”
子产说：“诸侯既然派人来会葬，又怎么会在乎等到中午？不拆也没什么影响，而且也不会给民众带来麻烦，那为什么非要拆不可？”于是一并不拆，郑简公的灵车因此兜了远路，只能“日中而葬”。《左传》对此评价很高，认为子产知礼，“所谓礼，就是不为了成全自己而损害别人”（子产于是乎知礼，无毁人以自成也）。
事隔六年，游氏宗庙第二次面临拆迁，子大叔驾轻就熟，故伎重演，又是派几十个家人拿着拆迁工具站在宗庙的外边，交代说：“如果子产过来检查，命令迅速拆除，你们才真动手。”
三天之后，子产上朝，经过子大叔家，看到房子还好好的，几个巨大的“拆”字分外刺眼，不觉大怒，问是怎么回事。子大叔的家人见了，拿起镐钎，朝着宗庙的外墙“乒乒乓乓”就干起来。
子产边走边看，走了不到半里地，突然想起什么似的，急忙命随从：“快回去，命令他们住手！”
“啊？”
“还愣着干啥？要他们拆北边的房间，不要拆南边的宗庙，快去！”
从这个故事可以看出，子产为政宽猛相济，大原则不动摇，然而在细微处又体察人情，尽量不损害别人的利益，由此可见一斑。
公元前523年，郑国六卿之一、驷氏家族的族长驷偃去世。
驷偃的嫡妻是晋国人，为他生了嫡子驷丝，当时还未成年。驷氏家族的几位头面人物聚在一起商量，决定立驷偃的弟弟驷乞为族长，继承卿位。
这件事当然需要得到子产的支持。但是子产的态度很暧昧，既不支持，也不反对。主要原因，一来子产憎恶驷偃的为人，懒得去管他的身后事；二来父死子替，兄终弟及，既然有驷丝这个嫡子在，轮不到驷乞插队。
在这种情况下，驷家人不敢轻举妄动。
而在另一方面，由于觉察到儿子的继承权受到威胁，驷丝的嫡妻也写了一封信给晋国的娘家，希望娘家人在这个关键时刻帮外孙一把。娘家人把这事捅到了晋昭公那里。于是，同年冬天，晋国派出使者访问郑国，直截了当地质询驷家的事。
晋国使者来势汹汹，郑国朝中无人敢应对。为什么？理亏啊！人家正儿八经的嫡子，为什么不能继承家业呢？驷乞顶不住压力，想要逃走，被子产制止；想请求祝史占卜凶吉，又被子产拦住。卿大夫们也很紧张，专门开了一个会来讨论对策，商量了半天却没有结果。子产在一边冷眼旁观，讨论的时候没有说一句话，最后才说：“诸位大夫就此打住，此事不用再议，就由我这把老骨头去对付吧！”
子产亲自跑到宾馆去见使者，说：“上天不保佑郑国，寡君的几位臣子都不幸早死，现在又轮到驷氏家族遭遇丧事。更不幸的是，驷家的继承人年龄尚幼，他的几位叔伯兄长怕宗族因此衰落，私下商量，想立他的叔叔。这件事情非常棘手，连寡君也难以定夺，私下对我们说，‘也许是上天故意扰乱世间的秩序，我们又能做什么呢？’这是上天的安排啊！谁敢去问为什么。现在您代表晋国来问这件事，我实话告诉您，寡君根本不支持这件事，也不敢支持，别人当然就更不敢插手了。”一句话，驷家的动乱，是他们自己的事，与郑伯无关。
子产接着说：“平丘之会上，晋侯与诸侯重温过去的誓词，强调说‘不要失职！’如果寡君的臣子不幸去世，晋国就伸长了手来干涉其继承之事，这不是把郑国当作晋国的一个县，甚至一个乡来对待吗？那样的话，郑国还像是一个国家吗？寡君岂不是失职吗？我这个执政岂不是失职吗？”言下之意，驷家的事，再怎么说也是郑国的内政，轮不到晋国人来插手。
晋国使者无言以对，这件事最终不了了之。
同年十二月，郑国气候反常，冬天竟然发生洪灾。有人看到两条龙在新郑南门外的洧水中争斗，自然认为这是洪灾的原因，于是请求举行祭祀，祈求平安。子产不同意，说：“我们争斗，龙不看；龙争斗，我们为什么要凑热闹跑去看呢？就算我们祭祀祈祷，那洧水本来就是它们的居所，岂能因为我们祭祀就离开？我们对龙没什么要求，龙自然也就对我们没什么要求，祭祀大可不必！”
也许子产是这么认为，一切神仙鬼怪，只要你不去招惹他，他就拿你没办法，你有事没事去祭祀他，他就给你找麻烦了。这一点，倒是与孔夫子的“敬鬼神而远之”的态度不谋而合。
说来也怪，自此之后很多年，郑国再也没有发生过大的水火灾害。
第二年，也就是公元前522年，子产去世了。
子产驰骋政坛四十余年，以“宽猛相济”而闻名，行事作风有儒家的仁爱，有法家的严厉，有外交家的灵活，还有改革家的勇气与智慧。当人们不理解他，在背后议论他的时候，他总是淡然处之，“不毁乡校”而倡言论自由之风，气度委实罕见；“铸刑书”是子产在当时最受争议的举动，即便是后世儒家也颇有微词，却是从人治走向法治的标志性事件，至今仍有现实价值；在外交上，子产坚持不亢不卑，致力于维护国家的独立，保护国家的权益，赢得了广泛尊重。
《史记》记载：子产执政期间，郑国的儿童不用下田干活，年轻人作风正派，老年人可以安度余生；市场上买卖公平，物价稳定；社会和谐，夜不闭户，路不拾遗。子产去世后，郑国的青壮年失声痛哭，老人像孩童一样哭泣，说：“子产离我们而去了啊，老百姓将来依靠谁！”似乎天都要塌下来了。更有野史记载：子产去世，郑国的男子不佩玉器，妇女不戴首饰，停止一切娱乐活动，痛哭悼念了整整三个月。
听到子产逝世的消息，还有一个人很伤心，那就是孔子。他大哭流涕，称子产为“古之遗爱”。在孔子给同时代人的评价当中，这个评价无疑是最高的。
孔夫子对子产最钦佩之处，还是“宽猛相济”。他说：“子产确实是善于治国。政策宽大百姓就容易产生轻慢之心，轻慢则用严厉的手段加以纠正。但是严厉又会伤害到百姓，又必须以宽大来安抚他们。只有宽猛相济，不急不慢，不刚不柔，从容不迫，才会政通人和。”
孔子如此尊崇子产，后世学者自然跟风膜拜，历朝历代对子产都是推崇备至。甚至有人说：“春秋的前半段，管仲唱主角；春秋的后半段，子产挑大梁。”更有人说：“后半段春秋，全靠子产生色。”言下之意，如果没有子产，后半段春秋就没有什么看头了。
当然，也有人对子产颇有微词，孟子就是其中一位。据传，郑国发大水的时候，子产命车夫驾着自己的马车，在洧水帮助百姓渡河。坐过他的车的人都感恩戴德，孟子却不以为然，说：“子产也就知道用小恩小惠笼络人心，却不知道怎么治国。提早两个月搭好桥，民众渡河就不会有困难了，哪里用得着马车？他一辆马车，能够让所有人都渡过河吗？君子只要能够治理好国家，就算出行的时候命令百姓都回避也没什么不妥。要想人人都说他的好话，只怕他活一万年都不够！”
孟子的话，说得也有道理。国家总理这个级别的干部，关键是要抓好大事，保证国家不出乱子，而不是在小事上体现所谓爱民之心。但是从子产的实际表现来看，孟子的指责又过于严厉，毕竟，在子产当政期间，郑国社会稳定，政通人和，百姓安居乐业，诸侯不敢轻视——大事，他也抓好了。
子产弥留之际，子大叔陪侍左右。子产对子大叔说：“我死之后，您必定当政，有句话想送给您——这世上唯有有德之人能够以宽厚来使百姓服从，否则就不如采取严厉的手段。严厉就像是猛烈的火，人们一看就害怕，躲得远远的，自然不会被烧死；宽厚就像是温柔的水，人们容易轻视它，淹死的就很多。宽厚，毕竟是一件很难掌握的技巧啊！”
子大叔听了，心里很不是滋味：你干脆说我无德不就行了？子产死后，子大叔果然执政，他也学着子产那一套，“不忍猛而宽”，希望以德服人。结果不到半年，郑国盗贼四起，甚至有人在萑苻（huánfú，地名）啸聚山林，拉起了武装，公然跟朝廷对着干。子大叔追悔莫及，派军队进攻萑苻的盗贼，将他们赶尽杀绝，郑国的治安才稍有好转。
请收藏本站：https://www.bqg78.com 手机版：https://m.bqg78.com