前面说到，公元前548年6月，晋平公召集诸侯在夷仪会盟，准备讨伐齐国。后来因为崔杼杀死了齐庄公，不惜血本用重金贿赂晋国君臣，晋平公便答应了齐国的和谈请求，夷仪之会也由“兵车之会”变成了“衣裳之会”。
正是在这次夷仪之会上，齐国的使者隰鉏向晋平公提出了一个请求：十一年前，卫侯姬衎（即卫献公）因为得罪大臣孙林父和宁殖，被孙林父驱逐到了齐国。现在时过境迁，再深的仇恨也该淡忘了，老让人家这么在外漂泊也不是个事。趁着这次开会的机会，请晋平公以霸主的身份出面斡旋一下这件事，让姬衎回卫国居住算了。
这个要求合情合理，晋平公就答应了。
所谓霸主，就像是一个村里的村长。谁家有些家长里短，父子不亲，兄弟不和，村长都要管一管，这样才能体现村长的权威。夷仪之会还没落下帷幕，晋平公便派大夫魏舒和宛没前往齐国迎接卫献公，同时向卫国现任君主卫殇公提出，把夷仪让出来给卫献公居住。
需要说明的是，这个夷仪并非夷仪之会的夷仪。夷仪之会的夷仪在今天的河北邢台境内，当时是晋国的地盘；而准备让给卫献公居住的夷仪在今天山东聊城境内，当时是卫国的地盘。
卫殇公当然不乐意，但是没有办法，晋平公都已经发话了，只能表示服从。就这样，两个月之后，卫献公从齐国起程，回到了阔别多年的卫国。
回国之前，齐国的权臣崔杼找卫献公谈了一次话。谈话当然是为了送别，同时也是提醒卫献公：十一年前你被人赶到齐国来避难，齐国不但收留了你，还将郲地让给你居住，让你继续过着体面的生活。现在又因为齐国的提议，你马上就要回到卫国去了，是不是该对齐国表示一下谢意呢？
卫献公心知肚明，所谓谢意不是一句话或一封感谢信就能表达的。他很为难地对崔杼说：“我倒是很想报答齐国的恩情，只不过我回到卫国，也仅仅是在夷仪这个小城市当个寓公，无权又无钱，还得看人家的脸色过日子，实在不知道该怎么报答，就算我把夷仪献给齐国，齐国恐怕也看不上吧？”
崔杼笑了。他拍了拍卫献公的肩膀：“夷仪你还是自个儿留着。我也就不拐弯抹角了，你如果真心实意要报答齐国，回去之后，就想办法夺回君位，再把五鹿地区献给齐国吧。你可不要告诉我，你只想当寓公，不想当国君哟！”
崔杼的话给了卫献公一个明确的信号——他如果想夺回君位，齐国肯定是支持他的。而崔杼的另一个举动，就不仅仅是单纯地鼓励卫献公回去夺权那么简单了。
他将卫献公的老婆孩子都留在了齐国。“什么时候献上五鹿，就什么时候将他们接回去。”崔杼很和气地说，“你只管放心，在这期间，我会好好照顾他们。”
后人很难推测卫献公的复辟究竟是因为齐国的推动和胁迫，还是因为他本人早就有这种念头，抑或二者兼而有之。总之他搬到夷仪后不久，便给卫国的大臣宁喜写了一封信，要求宁喜帮助他重登君位。
宁喜是宁殖的儿子。
十一年前，卫献公虽然是被孙林父赶出卫国的，但事情的最初起因是卫献公得罪了孙林父和宁殖。因为这层关系，当时的“国际”舆论普遍认为，是孙林父和宁殖合谋赶走了卫献公。
五年前，也就是公元前553年冬天，宁殖去世。弥留之际，他把宁喜叫到身边，说：“我得罪国君（指卫献公），追悔莫及。现在各国的史书都这样记载，说是‘孙林父、宁殖流放了他们的君主’。我有口莫辩。将来国君如果能够复国，你一定要将功赎罪，将这段历史改写，为我证明清白，这样才配做我的儿子。如果做不到，就算死而为鬼神，我也不接受你的祭祀！”
古人自有古人的价值观。在宁殖看来，卫献公尽管荒诞无礼，但作为臣子却没有任何权力驱逐国君，否则就是以下犯上，就是乱臣贼子，这样的罪名他担不起。
宁殖的遗言为卫献公的复辟埋下了伏笔。
五年之后，当宁喜见到卫献公的使者，首先想起的便是父亲的遗言。他答应了卫献公的要求，但提出了一个条件：“此事非子鲜参与不可，如果子鲜不参与，事必不成。”
子鲜就是卫献公的胞弟公子鱄，一直跟着卫献公流亡。与卫献公截然不同的是，公子鱄为人谦恭有礼，做事进退有度，深受人们的好评。早在卫献公刚刚流亡到齐国的时候，鲁襄公曾派臧孙纥去慰问卫献公。在与公子鱄谈过话之后，臧孙纥就断言，卫献公虽然是个糊涂蛋，但只要有公子鱄的帮助，他复国是迟早的事。
“如果有子鲜参与这件事，那就没什么好担心的啦！”宁喜这样安慰自己。然而，当大叔仪听闻这件事的时候，还是对宁喜的决定感到很不可理喻，他说：“这就是所谓的‘我躬不说，遑恤我后’吧！”
“我躬不说，遑恤我后”，见于《诗经·邶风》的《谷风》，意思是：我尚不容于世上，又怎么能够顾念我的后人呢？这既是批评宁殖临死的时候给宁喜摊派了一个艰难的任务，又是批评宁喜不顾后代的福祉，同意帮助卫献公这样一个无道昏君重登君位。
大叔仪还说：“君子行事，必须要考虑后果，同时还要考虑长远，要慎始敬终，才不至于陷入困境。现在宁喜看待国君还不如下棋那么认真。下棋如果举棋不定，必定失败，更何况是对国君三心二意呢？可惜啊，宁氏九代为卿，一朝就将灭亡，这难道不是很可悲吗？”
不只是大叔仪不看好这件事，公子鱄也不想被卷入卫献公的复辟活动。当卫献公派他作为全权代表去与宁喜谈判的时候，他还跑到自己的母亲敬姒那里去诉苦：“哥哥是个言而无信的人，我害怕这样做会导致祸患。”而敬姒的回答是：“看在我的面子上，你就答应他吧！”公子鱄这才极不情愿地答应了。
在谈判的过程中，公子鱄向宁喜转达了卫献公开出的条件：“政由宁氏，祭则寡人。”意思是政事由你宁喜决断，我只管管祭祀的事情，当个名义上的国家元首就行啦。
然而，即便有这样的承诺，又有公子鱄作为谈判代表，宁喜仍然觉得心里面并不踏实，他跑去向蘧瑗请教。
前面说过，当年孙林父起兵造反，蘧瑗曾经挺身而出，希望劝说孙林父悬崖勒马。后来劝说不成，蘧瑗便主动离开了卫国，不忍心看到君臣相残。等卫国政局逐渐稳定后，蘧瑗又回到了卫国。
宁喜刚把话说完，蘧瑗脸色就变了，长叹道：“当年我没能亲眼看到国君被赶出去，今天又哪里敢过问他回来的事啊！”于是又一次带着家人离开了卫国。
现代人也许很容易指责蘧瑗不负责任，但在孔夫子看来，蘧瑗两次逃离卫国，却是仁、智、勇的表现：“君子哉蘧伯玉（蘧瑗字伯玉）！邦有道，则仕；邦无道，则可卷而怀之。”
在很多时候，用脚投票是最接近良知的现实抉择。
有大叔仪的批评在先，又有蘧瑗的用脚投票在后，宁喜对于帮助卫献公复辟这件事越来越没信心了，他于是又跑去问大夫右宰谷。右宰谷一听，将头摇得像拨浪鼓似的，说：“不行不行，你如果这样做的话，你们老宁家就得罪了两任国君（得罪卫献公在先，得罪卫殇公在后），天下哪里还能有你的容身之所！”
宁喜有些无奈地说：“这是先父临死前的重托，我怎么可以违背他的遗命？”
右宰谷说：“那我替你打探一下情况吧。”
右宰谷以宁喜使者的名义来到夷仪，见到了卫献公。回来之后他对宁喜说：“国君在外流浪了十二年，脸上却没有一丝忧愁的样子，说话还是那么尖酸刻薄，还是原来那个人！你如果不赶快停止这个计划，我们就离死不远了。”
宁喜说：“那不是还有子鲜在那里嘛！”
“子鲜在那里又能起到什么作用？”右宰谷说，“一旦出现问题，他最多不过自己逃亡，对于我们又有什么帮助呢？”
“尽管是这样，”宁喜沉默了半晌，“事情已经是箭在弦上，不得不发了。”
公元前547年2月，宁喜和右宰谷突然发动政变，带兵进攻孙林父在首都帝丘的府邸。当时孙林父正好在自己的领地戚地，他的儿子孙嘉正奉命出访齐国，另一个儿子孙襄则留守家中。宁喜和右宰谷攻了一气，没有攻破孙家的大门。
因为担心孙林父从戚地发动反扑，宁喜便带着部队退出帝丘，驻扎在城郊，而右宰谷仍然留在城内监视孙家的动静。半夜里，孙家突然传来阵阵哭声。右宰谷派人去打探，原来孙襄白天受了箭伤，伤势过重，于当天夜里去世了。
宁喜连夜杀回帝丘，再次进攻孙家。这一次他成功了。第二天一早，他和右宰谷又带兵来到公宫，杀死了卫殇公和大子角（卫殇公的嫡长子）。
孙林父得到消息后，马上跑到晋国去见晋平公，要求政治保护。当然，保护是有代价的，孙林父给晋国开出的条件是：从此之后，孙氏世代领有的戚地不再属于卫国，而是变成晋国的领土。《春秋》记载此事，说孙林父“入于戚以叛”。据《左传》解释，臣下的领地，其实是国君拥有的。国君有道则为国君服务，国君无道则保全性命而退，将自己的领地作为私产并以此和别人作交易，应该受到诛戮。
三天之后，卫献公回到了阔别多年的帝丘。
正如右宰谷所言，十多年的流亡生涯并没有改变他的品性。朝臣之中，有些人跑到夷仪去迎接他，他拉着他们的手说话；有些人在大路上迎接他，他在车上向他们作揖；而那些在城门口迎接他的，他就只是点点头就算打过招呼了。
当年卫献公流亡齐国，鲁国曾派厚成叔慰问卫国，大叔仪应对得体，给厚成叔留下了深刻印象。厚成叔回国之后便对臧孙纥说：“卫君必定能够回国吧！有大叔仪这样的臣子居守国内，替他安抚百姓；又有公子鱄这样的同胞兄弟跟随其流亡，帮他经营谋划，他能不回国吗？”而现在卫献公回到帝丘，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派人谴责大叔仪：“寡人流亡在外，不少大夫都偷偷向寡人通报卫国的消息，只有您不关心寡人，没有只字片言。古人云，非所怨勿怨。我对您可是很有怨言！”
大叔仪回答说：“我知罪了。我没有什么能力，不能跟着您到国外避难，这是第一条罪状。您在国外居住，国内又有一君，我不能三心二意，向您传递信息，这是第二条罪状。有这两条罪状，我还能活吗？”于是他收拾行李，准备离开卫国。卫献公自知理亏，连忙派人拦住他。
前面说到，崔杼谋杀齐庄公，“齐宫八大高手”中只有殖绰逃脱。听到卫献公复国的消息，殖绰便投奔了卫献公。卫献公派殖绰带领部队进攻戚地，讨伐孙林父。
孙林父派人向晋平公求救。